忘记网络中立性！合理监管社交媒体千万莫扯皮

　　据报道，美国保守派法学学会“联邦主义者协会”(Federalist Society)近日举行了一场关于“监管社交媒体”的在线小组讨论会议，与会者包括知名的政府官员和外部专家。

　　据参加会议的一名记者表示，他原本期待着这是一场关于隐私、数据可移植性、算法偏见和内容审核的热烈讨论。但令人失望的是，他们花了大部分时间重温了Sprint和T-Mobile之间的合并，以及围绕宽带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网络中立进行了辩论。

　　这个讨论小组是，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和第117届国会中，社交媒体监管倡导者所面临挑战的一个缩影：辩论参与者几乎都是过去几年中电信和宽带行业斗争的老手，他们通常都是从同一个角度来看待社交媒体问题。辩论论坛也是一样的：参众两院的科技和电信共享小组委员会。联邦通信委员会(FCC)主席阿吉特·帕伊(Ajit Pai)上个月曾表示，FCC对社交媒体公司拥有管辖权。

　　如果我们希望解决社交媒体的真正问题，就需要政府设立新的专业中心，负责监管互联网的应用层。还需要来自外部的有组织的专家声音，把讨论焦点从电信业的阴影中转移出来。除非发生这些变化，否则来自电信和宽带行业的包袱，将继续让有关社交媒体监管的讨论陷入困境。

　　以内容审核为例。民主党人和公共利益团体支持《电信法案Title II》，意味着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能阻止、偏袒或以其他方式，对互联网流量施加歧视性政策。而共和党人和宽带公司则支持《电信法案Title I》，让这些公司可以随意地从

　　合作伙伴的内容和服务中创造额外收入。

　　在社交媒体方面，上述双方完全转变了立场。共和党人认为，社交媒体公司不应该屏蔽或标记内容(为不适当的内容打标签)，并指责它们对保守派有偏见。而民主党人和公共利益团体则希望，这些公司能做更多的标记和内容审查。Public Knowledge一直主张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对流量进行干扰，该组织呼吁社交媒体公司设立信息清理服务，来梳理有问题的内容。

　　对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电信公司，他们没有意识到社交媒体公司应该独立考虑其独特问题，而是倾向于基于它们历史上的网络中立立场，通过相互指责对方来开启这场辩论。

　　这些争论并没有让我们距离合理监管社交媒体更近一步，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，因为拜登任命的FCC主席几乎肯定会让网络中立重新浮出水面，并导致帕伊的政策发生逆转。

　　一场关于社交媒体内容“适当化”(社交媒体对内容进行适当修改或管理)的健康辩论，将超越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比较(前文所述的会议内容)，而是要讨论一些相关话题，比如需要大量人力来管理数十种语言的内容，以及此类工作可能对健康造成的危害。

　　此外，还要考虑社交媒体公司在其运营的国家，必须遵守仇恨和恐怖主义言论的法律规定的义务，即使这些规定被用来维护威权政府并冷却政治异见。另外，还将接受这样一个事实，即大规模的内容审查需要人工智能的帮助，人工智能在用户生成和人类标记的内容的大数据集上进行训练，这些内容总是在某些方面存在偏见，机会主义的政客可能会认为这些偏见是政治性的。

　　社交媒体平台的其他关键组成部分，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或电信领域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。通过算法提升和重新共享用户界面中的按钮，是决定哪些内容需要重点突出并放大的关键因素，无论它是阴谋论还是警察暴力视频。由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管理的交换机和光缆，没有任何“病毒机制”可言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依靠数据包检测，而不是用户界面设计师，来确定用户如何接收和交互内容。

　　在反垄断和竞争方面，人们可能会认为，在电信问题上会有更多重叠，以及更深思熟虑的讨论。尽管1984年强行打破AT&T垄断(分拆)，实现了降低长途电话费的监管目标，但分拆Facebook不太可能补救民主党人对虚假信息的担忧，或者共和党人对偏见的指控。

　　打个比方，迫使菲利普莫里斯(Philip Morris)公司剥离弗吉尼亚斯利姆(Virginia Slims)可能会让奥驰亚(Altria)的股价下跌，但会让这两个卷烟品牌继续留在货架上。事实上，提高公众健康需要全面的烟草法规，比如增加税收和提高最低销售年龄。

　　我们应该做些什么?

　　目前，数字经济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(GDP)的9%，在与电信公司共用一张双层床数十年后，互联网现在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。在国会，这将意味着每个议院都有一个小组委员会，专门处理包括互联网相关问题，包括社交媒体。

　　哈罗德·菲尔德(Harold Feld)提出的成立一个新的数字平台委员会(Digital Platform Commission)的想法很好，该委员会独立于联邦通信委员会(FCC)和联邦贸易委员会(Federal Trade Commission)，负责监管互联网公司。用费尔德的话说，与其扩大FCC的权力，还不如成立一个新的机构，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互联网企业的一些共性，这些特征在传统通信网络中并不常见。

　　在倡导方面，新一批美国互联网公共利益团体(完全专注于应用层)将提升国会大厦的言论，起到更有效地制衡科技游说者的作用，将网络层的负担留给其他人。在欧洲，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。

　　倡导组织AlgorithmWatch于2017年在柏林成立，目的是评估和阐明与社会相关的算法决策过程。虽然只有三年的历史，但它却是即将出台的欧盟《数字服务法案》( Digital Services Act)的主要推动者，该法案将要求互联网平台在使用的算法方面更加透明。

　　Facebook CEO马克·扎克伯格(Mark Zuckerberg)曾呼吁政府和监管机构为Facebook的业务发挥更积极的作用，这是正确的，无论他的呼吁是真实的，还是为了逃避责任而假装的。如今，对于拜登政府、国会和公共利益团体，是时候走出过去屡见不鲜的电信和网络中立战场，建立基础设施以合理监管现代互联网的时候了。